捐赎是清代创制的律外赎刑，前朝没有。依《大清律例》无从得赎、但符合条件又自愿捐资的人，可以呈请，从平人到官员，罪在斩绞减等以下都在范围内。它行用了两百多年，却始终没有以律文或条例的形式完整写进《大清律例》，靠的是“事例”。一个不在正律里的制度能成为常制，本身就值得追问。
从修城楼到交银子
顺治十八年（1661）的“官员认工赎罪例”，被研究者视为捐赎的开端。严格说，这道例落地在康熙登极之初——顺治帝当年正月驾崩。它允许犯流、徒、籍没等罪的官员自愿修造城楼、营建赎罪，程序是先向原问衙门呈明，再启奏请旨定夺。康熙二年（1663）扩及官员以外的人犯；康熙六年（1667）因逼勒百姓筹措赎资之弊被废；康熙十九年（1680）恢复，同时把十恶等实犯死罪及奸细、光棍排除在外。
此后赎资的形态换过好几轮。康熙二十九年（1690）“边口输米赎罪例”把死罪现监人犯（十恶等重罪除外）纳入捐米谷赎死，并开列自平人到三品以上堂官的米谷数额；到康熙六十年（1721），至少又有七条捐赎例，有的自公布即定有时限，有的行用几年便经部议停止。雍正元年（1723）“西安驼例”一年后叫停；雍正五年（1727）“营田赎罪事例”覆盖三四品官至平民、不分旗民，罪在斩绞以下可呈请，营田顷数按身份递减。乾隆二十三年（1758）废除斩绞人犯捐赎，以免重罪者侥幸脱网，但斩绞缓决减为流者仍可捐赎，赎银按原拟斩绞罪名缴纳。赎资类别由此简化，以捐银为主。
先验银，再谈情
雍正十二年（1734）是个节点。此前捐赎事务一度隶属户部，而罪案归刑部，来回咨查既不便又易滋流弊。是年改定呈词一概由刑部接收，刑部拟看语奏请；准赎则取保、行文户部交银，银两限一月内完纳；迟延不纳，本犯固然不得赎免，呈请人也要按本犯罪名减三等治罪。乾隆二十七年（1762）又定每两出公费银五分，交刑部贮库。
钱是硬门槛，这点不必替它遮掩。呈请时官府先委官验明银两，数额与定例不符就驳回。六品捐纳州同罗溥之妻呈请一千二百两，刑部以六品官流罪应缴二千四百两、且案情较重驳回；已革监生张其同呈请一百两，刑部令照生监例缴二百两，同案平人张心焕准缴一百两。嘉庆八年（1803）“衡工事例”允许曾被驳回者加倍捐银：高七照民人赎军罪例应缴七百二十两，其母先加倍缴一千四百四十两被驳，后因年八十三、高七到配七年，加至二千一百六十两获准。刘承澍原任户部员外郎，因失察冒领库银案发遣乌鲁木齐，其母在五品官军流例二千四百两之上加三倍、再加四百两，共缴一万两获准。这种首次呈请即加倍的做法，恐怕早已是提高准赎几率的惯例。
三成不准，理由不止是钱
南开大学法学院讲师尹子玉统计《赎罪处底档》两册共81份呈请，皇帝批复不准者26份，约占三成。不准理由除赎资不符，最普遍的是“情节较重”。这些被驳案件并非都在“常赦所不原”之列：原馆陶知县汪世锡因属下误绞、本人未核实被拟徒一年，其子愿缴一千两代赎，未准；原伊犁将军署跟役李顶与官员聚赌、发遣为奴，其妻凑一千两代赎，也未准。
审核还看手段与呈请人关系。乾隆年间官犯王维幹先杖毙二命，复任知县时又将两名笞杖人犯重杖叠责致死，拟流二千里，虽以父母年过八十、患病求赎，刑部以“酷虐殊甚”不准；绞犯郭之瑚主使下人毒殴王氏致死，其子以年逾七十、罪由斗殴请缴一千二百两，不准。嘉庆十八年（1813），原扬河通判缪元淳因河堤漫口遣戍，其已嫁之姊呈请代赎，嘉庆帝以“外姻亲属”若开例恐相效尤、不足以昭限制，未准。反过来看，浙江盐商王起茂因抄录匿名诗帖拟革职杖徒，其婶母称年七十四、夫故无子，王起茂父母早亡且患虚怯之症，获准；军犯崔三到配八年、患潮湿腰腿残废，其兄以同案高七已准赎请求代赎，朝廷仍以崔三情节较高七为重，不准。
需要说明的是，《底档》只是局部断面，所收人犯均在徒罪以上，不能据此推算全国的准赎率。作者另抄录14份笞杖捐赎题本，涉34人，其中仅9人为平人；《底档》所收徒罪以上人犯中约六成曾为职官或有功名。这些数字说明高额赎资和预先筹银确实挡住了经济条件一般的平民，但不构成对整体适用情况的统计。
正当性从哪儿来
乾隆元年（1736）的转向很关键。乾隆帝停捐纳官爵，却保留捐赎，谕旨不提财政收益，而说它合于古人“金作赎刑”之义，强调“斟酌情罪，有可原者，方准纳赎”。这道谕旨经整理载入《大清会典事例》，成为捐赎的重要依据。乾隆八年（1743）湖北按察使石去浮奏称捐赎只行于京师、报捐绝少，经刑部覆准，原“预筹粮运事例”开明通行各省。乾隆四十九年（1784）再定，军流以下在部呈请者，刑部只分列“似应准赎”“似不应准赎”按月汇奏，裁断权收归皇帝。
于是出现一种拧巴的结构：规则层面把赎资按身份、刑等定得极细，几乎只谈钱；运作层面又用“情罪可原”反复筛人，皇帝保留最后一句。钱决定你能不能走到门口，“情罪可原”决定门开不开。贫富异刑是真的，矜恤慎刑的话术也是真的——两者共存于同一制度，这才是它能在律典之外活两百多年的原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