版本学里有个看似颠倒的现象：晚出的抄本，有时比早出的刻本更全。
宋王闢之《渑水燕谈录》就是一例。明代商濬刻入《稗海》的本子只录二百八十五条，缺失删节相当严重；而明人柳佥的抄本有三百余条，条数反倒与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所记相近。目录书是宋人写的，抄本与它合得上，刻本就显得少了什么。
但抄本能校刻本，凭的不是“老”，而是两个前提：抄本祖述原本、文字无讹；刻本却是辗转翻刻、校勘草率，甚至被人删改过。也就是说，得先证明刻本这一环出了问题，抄本多出来的那几十条才有分量。否则“抄本比刻本多”只是数量上的热闹。
三种能站住的情形
一是条目多寡。像《渑水燕谈录》，缺的部分正好能从抄本补回。
二是文字异同，且抄本时代在前。明杨慎《均藻》乾隆时由罗江人李调元刻入《函海》通行，取上海图书馆2000年购入翁氏藏书中的清初抄本对校，文字颇有出入，可见此书在流传抄写中已失旧观；而这部清初抄本是现存最早的本子，校勘时绕不开它。
三是两本源流不同。清杭州人吴焯（1676—1733）绣谷亭抄本《玉照堂词钞》只收宋张镃词十五首，其中《风入松·咏栀子花》《菩萨蛮·咏素馨花》《蓦山溪·咏茉莉花》三首，是鲍氏《知不足斋丛书》本（收七十六首，附《南湖集》卷十）所没有的；其余各首与鲍刻本也有异文。两本并非同出一源，而绣谷亭本在先，自有校勘价值。
还有一种是祖本。东晋支遁的诗文原本早已失传，今可见的传本以明杨仪七桧山房抄本为最早，后来的抄本、刻本都从它出来。莫棠在题跋里说它是“吴下最古最著之抄本”，这话不算溢美。
名家的名头是线索，不是结论
明清著名藏书家的抄本多被列为善本，这背后有实在的评价传统。清孙从添《藏书纪要》说吴宽、柳佥、吴岫、王元美等家抄本“俱好而多”，但“要完全校正、题跋者方为珍重”；又称叶石君抄本“校对精详，可称尽美”；钱遵王抄本装饰虽华，比不上汲古阁之多而且精、石君之校而备。他看的是数量、抄写、底本、内容完整度、校勘、题跋，以及有无刻本流传，并不只认藏家姓名。
反过来说，没摸过书就下断语，容易出错。有版本学教材称明代藏书家除钱谷外大多字写得不好，甚至极差，又说茶梦斋抄本“相传”是姚舜咨手迹，同样抄得不好。可黄丕烈称姚氏手抄本“可称三绝”，常熟瞿氏说其书法“古雅可爱”。何况茶梦斋抄本并非都出自姚咨一人：上海图书馆藏《诗集传名物钞音释》，卷前吴师道序为姚咨手抄，正文却是门人所抄。一笔抹倒之前，先得问问看过几部、认不认得出他的手迹。
鉴定看五样实物证据
一看书法字体。时代有时代的风气：明前期承元代赵孟頫一路，中期有仿宋刻字体，清代精抄近于馆阁体，都可借刻本比对；但名家手抄个性强，只能逐家辨认，还要靠书作、题跋、尺牍等墨迹资料熟悉笔迹。
二看纸张。明清抄本用纸不外棉纸、竹纸两大类，明末已有用竹纸抄书的；藏书家各有专用抄书纸，可作参考，却不能一味凭信，因为纸有借用、赠送，仿雕一块版也容易。
三看印章。既要识读印文，也要辨别伪印——新抄加盖旧印充旧本，抄本加盖作者印充稿本，过录批校加盖他人印充真迹，都是常见手法。但印章只是旁证：旧抄本也可能盖着伪章，不能因印伪而否定书本身。
四看讳字。主要留意清代康、雍、乾三朝，“玄”字缺笔或改“元”、“弘”字缺笔或改“宏”，可作断代参考。但影抄本往往保留原本讳字，后人为冒充旧抄又会添上所缺之笔，须结合书法墨色细辨。
五看题识跋语。卷末抄书者题识交代抄写时间、地点、抄者和底本来源，是最直接的依据。
鉴定写本比鉴定印本难，难在写本个性突出、少规律可循，更依赖实践经验。
刻本也不是天然的凭据
把话说回来，刻本系统同样层层变动。《论衡》南宋乾道三年洪适主持刊刻的绍兴府本，被考为所有版本的共同祖本，这套书版宋、元、明三代递经修补、反复印制；《曹子建集》所谓“宋嘉定六年刻本”，被考为明嘉靖郭云鹏刻本伪托；南京图书馆藏《梦观集》抽改本，把卷首序作者方孝孺换成宋濂，把“建文二年”改成“洪武”，正是永乐革除建文年号、颁禁书令留下的痕迹。
所以抄本与刻本，谁都不是天然的信用凭证。真正要问的是：这部书从哪里来，经过谁的手，中间改了什么。柳佥抄本之所以能校《稗海》本，不在它“古”，而在它比刻本更近原本，条数又与宋人目录对得上。名家的名头可以当线索用，不能当结论用；“相传”两个字，尤其要留个心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