租地、欠机、押厂再开厂:荣氏兄弟靠举债滚出两个大王,1934年负债六千多万

第一笔钱是欠来的

1900年,荣德生用分期付款的方式买下四台法国石磨,回到无锡与人合股办保兴面粉厂。厂址还没奠基,乡绅与农夫就联名上书阻止;厂房建成,又传出烟囱要“祭以童男贞女”;面粉上市,再有人说机制面粉不易消化、内含毒素。荣德生一关一关地过,打官司、疏通官吏、说服乡绅,代价一次一次付出。

市场打开靠两条腿:一是低价倾销,售价大大低于土粉;二是在部分袋装面粉里塞一枚铜板,让顾客中个彩头。这一手常被当成营销故事讲,但它的位置其实很靠前:先有现金进来,机器钱才谈得上按期还。

建厂:租地、租房、欠机

福新粉厂的办法,原文概括成六个字:租地、租房、欠机。地不必先买,房不必先盖,机器先装上去,先欠、后赚、再还款。这一层解决的是建厂门槛——把一次性的整笔支出,摊到开工以后的利润里,用未来的产出抵今天的设备。

押厂:开一个厂,押一个厂

第二层解决规模。荣氏收购亏损企业,往往拿自己信誉颇佳的原有企业向银行抵押取得贷款,随即全速整顿开工。原文的说法是“开一个厂,就向银行押款去购买或开设第二个厂”,一个厂抵押出下一个厂。

这招能不能转起来,取决于银行信谁。荣宗敬讲得直白:“我搭上一万股子,就可以用他们十万、二十万的资金。”荣氏把部分资金分散投资于十几家银行与钱庄,并出任中国银行、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董事。他还比较过厚生纱厂与申新:钱庄老板信申新而不信厚生,因为申新有好几个厂,一个厂不好,还有别的厂。抵押的不是某台机器,是整个集团的信用。

零钱:红利、股利与存款

第三层是营运资金。1912年福新面粉一厂成立之初,就与股东议定分得红利三年内不得提取,用以扩充企业,各股东股利也存厂生息。茂福申新总公司每年存款余额逾百万元;1928年成立同仁储蓄部,业务范围遍及上海、无锡、常州、杭州、汉口等地。这一层的性质要说清楚:它借的是自己人的耐心和零散余钱,不是银行的长贷。

互济:粉与纱

1921年,茂福申新总公司在上海成立,荣宗敬任总经理,下辖茂新、福新面粉厂与申新纺织厂共十六家企业,分布上海、无锡、汉口、济南等地。各厂独立核算、自负盈亏,总公司统一调配原料供应、产品销售与人事,各厂多余资金集中存放、付以利息、统一运筹。粉纱互济的作用很具体:申新困难时,光靠给各面粉厂做袋布就能周转一阵。

1932年,茂新、福新面粉系统在全国民营资本面粉厂中,面粉生产能力占30.7%、工人数占23.4%;申新纺织系统棉纱产量占全国18.4%、棉布产量占29.4%、工人数占17.5%。这里要留一句:原文没有注明统计口径与出处,这些比例只宜看量级。

1934:只剩一条路

“九一八”之后,申新系统各企业亏损日巨。1934年,申新纺织公司负债总额已达六千多万元,银行与钱庄纷纷紧急催还,同仁储蓄部客户提款止存。荣伟仁受伯父之命从上海赶回无锡,对父亲说,只有破釜沉舟,把全部有价证券抵押,否则有今日无明日。荣德生执壶拍板,用的也是茶壶的比方:一经破裂,虽执半壶在手,亦复何用。

父子连夜赴上海,以全部有价证券与股票为担保,向两家银行借款五百万元。同时成立申新公司改进委员会,在艰难条件下实施改革。五百万元解的是燃眉之急,不是转折:真正的转机在1936年,全国棉花丰收、花价下跌、棉纱市场好转,申新才从低谷里走出来。

次序比增速更说明问题

把这几层摆在一起看,每一层对应的时间尺度并不相同:机器分期对应设备的折旧期,租地欠机对应从建厂到出货,押厂对应一个厂的整顿周期,股东红利与职工存款对应日常周转。它们的共同前提是同一件事——信用还在,抵押物还估得出价,行业还在上行。三者同时松动,能动的就只剩手里那点有价证券。

还有一点需要交代:这篇材料出自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网站转载的《管理学家》文章,作者龙登高,文末自注“本案例故事为笔者根据史料而创作”。付款方式、厂名、年份、金额这类可核对的部分可以当史实用;父子对话之类的场景,读的时候留一分余地。真正值得记住的是那个次序:钱从哪来、按什么顺序还、在什么条件下成立,通常比增长了多少更能说明一家企业当时站在哪里。